夢的部落格

• 2011-05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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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Cheers雜誌128期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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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作者：盧智芳

賴芳玉，1967年生，東海大學法律學系畢業，現任律州聯合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。專擅於家事與婚姻案件，長期為弱勢婦女權益奔走。同時也是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委員、現代婦女基金會受暴婦女訴訟扶助委員會召集人。

一支普拿疼「遠離疼痛」的廣告，讓賴芳玉為弱勢婦女奔走的身影在許多人心中留下深刻印象。廣告商一語雙關的巧思確實用得恰到好處，18年來，賴芳玉幫助了上千名弱勢婦女在家暴、離婚、監護權官司中捍衛自己，她的努力不只讓她們遠離疼痛，更把人生推向陽光。

然而做為一名「救援型律師」，賴芳玉的工作雖然有意義，卻也讓她的腳步邁得比其他律師更辛苦。除了孤苦無依的當事人多半無法負擔訴訟費，律師想當然爾的優渥收入卻與她無緣外，幾乎每個案子都在挑戰父權體系下習以為常的思考邏輯，更是考驗個人的企圖心跟意志力。

「就算現況是句點，都要相信自己能把它變成逗點，」賴芳玉說。就像10多年前，她幫一位受暴外籍配偶打官司，丈夫不但施暴，還不肯繼續擔任保證人，要求遣離妻子出境，與子女分隔兩地。

看不下去的賴芳玉不惜開公聽會、爭取外交部、境管局跟兒童局、家暴中心支持，甚至鍥而不捨地申請已經期滿被迫離境的女方再度來台，最後終於順利讓她取得居留權與監護權，在台灣帶著兒子展開新生活。

從求學時「我看妳當不成律師」「那我就當個律師給你看」的反骨，到今天「我看起來不像律師吧？這句話有正面意義」的幽默，賴芳玉身上始終沒變的，是那愛打抱不平的俠女個性。一如她記述心路歷程的新書，取名《我們依然相信》：相信什麼？相信初衷、相信理想，相信一個人的努力，也足以擦亮環境。

決定念法律時，妳就知道自己要當個什麼樣的律師嗎？

沒有。我必須說，我們的教育並沒有引導我們這樣思考。

國中時，我是個念放牛班的孩子，當時我發現只要考試成績好，老師、同學就會喜歡你，就算講不對的事，都變成對的。這讓我很納悶：老師的志業不是特別照顧功課不好的小孩嗎？為什麼變成栽培成績好的人，而且成為「業績」？這種偽善讓我非常厭惡。

對我來說，分數高並不困難，「要考試，我也可以考給你看」。所以上高中後，為了不向家裡拿錢，爭取獎學金，我的成績變得很好。大學聯考放榜時，按成績，我本來可以填某國立大學法文系，只是我對法文完全沒有興趣，老師卻建議我「先填了，以後再轉系」，再度激起我的叛逆：「你是替我著想，還是為了多一個上國立大學的學生？」我乾脆填了之下的東海大學法律系。

念了以後才發現法律有趣，因為它跟我的性格能結合，不論是誰，法律之前都是平等對待。加上東海在法律界不是特別厲害的學校，「東海的喔，妳大概當不成律師」，聽到這種聲音，我就非考個律師考試全國第3名給你看不可。我最不能認同「誰就一定是怎樣的人」這種刻板印象跟歧視心態。

這比較像是「賭氣」？不是深思熟慮後做的決定？

是啊，可是後來這卻讓我跟我的工作很契合。我幫的很多人都是弱勢者，他們的處境也跟我當年一樣。「你是女人就應該怎麼樣」、「被打就是活該」，太多人認為弱勢就是弱勢，日子繼續過下去也沒人理會。但我不認為如此，我不認為現在在谷底的人，永遠都要過這樣的人生

實際從事「救援型律師」的工作後，應該遇到不少阻力吧？

我開始處理家庭暴力的案子時，大家都認為是個邊緣議題，外籍配偶這些新移民根本沒有錢，很多同業覺得：「妳在幹嘛？浪費自己的時間。」

再來，這些案子當事人的被害者情結都特別深，跟他們工作，取得認同跟諒解並不容易。

但我覺得最辛苦的是，我會為了個案哭，輾轉難眠。我常常會想：如果連我都不能解決，她們怎麼辦？別的律師打官司很輕鬆，因為「沒感覺」，但我會關心個案過得好不好，甚至想辦法幫她找工作，因為我真的希望她從此站起來，不僅僅是個官司的結束而已。

涉入這麼深，妳不會疲乏？

會。我曾經跟我先生說：「我是不是該多賺點錢，讓自己快樂一點？」但他說了我一頓：「妳如果真的這樣做，妳就不叫賴芳玉了。」

我想他說的對，如果我只想著賺錢，大概連自己都會瞧不起自己。

今天台灣女性的自覺跟社會地位，比起過去已經大不相同。在妳處理的案件中，妳觀察在面對家庭跟婚姻的觀念上，女性到底有沒有進步？

很多女性仍然不自覺在複製父權思考，對處境缺乏深刻的檢視。舉例來說，雖然自己在婆媳關係中曾是受害者，但並沒有因此用不同的態度跟媳婦相處，或教育下一代。

我不會只提醒女性要有更強的權利意識，其實，在家事案件中，輸跟贏有時要倒過來看，不是只看眼前的權益分配。有時在爭取權益上是贏的，但你都不知道自己最終失去了什麼。眼前的輸贏並不完全等同於人生的智慧。

長時間不斷為弱勢族群奔走，對正義或人性，妳有沒有失望過？

我失望的時間很長，但我還是繼續努力。即使正義是童話，我也希望證明童話存在。

縱使一年365天中，夢想跟人性中正面的一面只出現5天，我都覺得值得去追求。

但要維持熱情長期不墜，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妳的方法是什麼？

有時候我也會覺得「以後不要幫人了，幫人最倒楣」（笑）。

但是偶爾一、兩個個案讓我感動得要命，又會很快燃起我的動力，好像別人才剛點個火，我就自己把它燒成一片（笑）。就像我剛剛收到一張卡片，來自一個曾經活在家庭暴力下的小孩，他說他很謝謝我，他得到很多力量，也想去幫助別人，這樣隻字片語的鼓勵，我視如珍寶。

我接過一個殺夫案件，費用只有來自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兩萬塊，不管是去看守所探望當事人，還是奔波閱卷，成本都不只這兩萬，可是我一開始就告訴法官，這個案子對我的價值以百萬計。我覺得值得。

我必須講，我當然也會羨慕別的律師一次賺很多錢，不用跟當事人有太多糾葛，可是我做不來。現在我會試著找些其他的平衡點，像是拍廣告、寫書，用不同的方式，卻是做同一件事──倡導我覺得重要的想法。

像妳這樣的律師，畢竟是少數。最近「恐龍法官」引起社會很大的爭議，法律人從被認為是最優秀的一群，到受到「與社會脫節」的批判，妳怎麼看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