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資料出處:天下雜誌出版 作者:雪柔‧桑德伯格（Sheryl Sandberg）】
2004年夏天，我懷第一胎，當時我在谷歌（Google）帶領線上業務與營運團隊。我是在2001年加入谷歌，那時谷歌才剛起步不久，只有幾百名員工，大家窩在一棟老舊的辦公大樓裡。到我懷孕三個月時，谷歌已有上千名員工，搬進了由好幾棟建築物組成的谷歌園區。
我懷孕的過程並不輕鬆，通常過了懷孕初期就會結束的孕吐，卻跟著我足足九個月、天天發生。我的體重增加了近三十公斤，腳也大了兩號，腫脹出奇怪的形狀，只有把腳翹到茶几上，我才看得見。一位特別善體人意的谷歌工程師說，谷歌的「鯨魚專案」，便是以我來命名的。
某天早上，我趴在馬桶上吐完以後，必須立刻趕去開個重要的客戶會議。那時的谷歌成長飛快，搶停車位一直是個問題，我那天趕到的時候，能找到的唯一一個車位，離辦公室還挺遠的。我停好車後，全速衝過停車場，雖然說是用「衝」的，其實只是比平常孕婦的龜速移動快一點罷了，這使得我害喜又更嚴重了。我終於到了會議室，全心祈禱著順利完成業務簡報，千萬不要有別的東西從嘴裡吐出來。那天晚上，我把當天辛苦的情況說給我先生大維聽，大維當時在雅虎（Yahoo）工作，他告訴我，雅虎每棟建築物前，都設有孕婦專用停車位。
隔天，我大步走進――其實比較像是蹣跚搖進――谷歌創辦人賴瑞‧佩吉（Larry Page）和塞吉‧布林（Sergey Brin）的辦公室。說是他們的辦公室，其實是玩具與新奇玩意散落滿地的大房間。看到布林正在一角做瑜珈，我就大聲說，谷歌需要孕婦停車位，最好能快點設立。布林抬頭看著我，當場就立刻答應了，還說他以前怎麼從來都沒想到。
直到今天，我對於等到自己親身經歷過雙腳痠痛以後，才意識到孕婦需要專屬停車位，仍然覺得汗顏。我當時是谷歌最高階的女性員工，不是有責任先想到這點嗎？但是，我竟然跟布林一樣，未曾想過這件事。其他懷孕的女性同仁，想必都默默地忍受這些不便，未曾想過要求特殊待遇。又或者，她們缺乏信心或資歷，不敢要求公司幫她們解決問題。直到公司有個孕婦身處高位，即便她看起來像鯨魚，還是能發揮影響力。
我們站在女性先驅的肩膀上，今天，在美國與世界大部分的地方，女性的情況已比過去進步，因為有前人的奮鬥爭取，才有我們如今視為理所當然的權利。1947年，標準石油公司（The Standard Oil Company）請安妮塔‧桑默斯（Anita Summers）擔任公司經濟學家，安妮塔是我的人生導師賴瑞・桑默斯（Larry Summers）的母親。當時安妮塔的主管對她說：「能請到妳，我真是太高興了！我覺得我花較少的薪水，請到一樣聰明的頭腦。」安妮塔當時覺得受寵若驚，有人說她跟男人一樣聰明，那是何等的恭維，她根本想像不到去要求跟男性同樣的薪水。
當我們與許多其他地方的女性情況相較，我們更是心懷感恩。至今，仍有些國家的女性沒有基本的公民權，全球約有440萬名女性身陷性交易的桎梏。在阿富汗和蘇丹等地，女性幾乎無法接受教育，妻子被當成先生的財產。慘遭強暴的女性，因為讓家人蒙羞而被逐出家門，有些強暴受害者甚至因「道德罪」而淪為階下囚。相較於這些國家令人無法接受的女性待遇，我們的境況先進了數百年。
但是，即使知道我們的情況比較好，也不應該停止追求更進步。當初為了爭取婦女參政權而走上街頭的先驅，她們心中的遠景，是男女真正平等的世界。一個世紀後的今天，那個遠景仍然模糊，彷彿要瞇著眼睛，才能勉強看清楚。
遙遠的50％
擺在眼前鐵錚錚的事實是，這個世界依舊由男性所主宰，在至關重要的決策上，女性並未獲得平等的發言空間。在全球195個獨立國家中，只有17個國家是由女性領導；在全球各國的國會中，女性只佔20％的席次。美國2012年11月的選舉中，女性獲得空前的席次，所佔比例提升至18％。在台灣，2009年立法院女性立委約佔29％的席次。在歐洲的議會裡，女性約佔三分之一的席次。這些數字，距離半數還有好一段距離。
在企業界，女性擔任領導角色的比例更低，《財星》五百大企業（Fortune 500）的執行長中，只有4％是女性。在美國，高階經理人14％是女性，董事席次中17％是女性，這些比例在過去十年來，幾乎沒什麼改變。少數族裔的女性佔比，落差更大，只佔企業高階經理人的4％、董事席次的3％、國會席次的5％。算上整個歐洲，女性佔董事席次的比例不過14％。在台灣主要的上市企業中，女性約佔6％的董事席次，擔任董事長的比例僅僅1％。
女性薪酬的成長，也同樣緩慢。1970年，美國女性的薪酬是同工男性的59％。女性抗議、奮鬥、拚命努力之後，到了2010年，薪酬拉高至同工男性的77％。在2011年的「同工同酬日」（Equal Pay Day），女性運動者瑪蘿‧湯馬斯（Marlo Thomas）挖苦地說：「我們奮鬥了四十年，爭取到18％的進步，連一打雞蛋的漲幅都比那多十倍。」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（OECD）會員國中，女性薪酬平均比男性少16％。在台灣，全職女性的薪酬，平均也比男性少23％。
多年來，我看著這令人沮喪的現象，就在我周遭一再出現。我1991年從大學畢業、1995年從商學院畢業，在畢業後做的每份初階工作中，同事的男女比例都很平均，但是資深的經理職位幾乎清一色是男性。我以為那是以往女性受到性別歧視的緣故，但現在幾乎所有產業都沒有限制女性的玻璃天花板，我想我這一代遲早會達到高階主管男女平等。然而，一年接著一年過去，我發現跟我同階層的女性同事愈來愈少；我甚至愈來愈常發現，在很多場合，我是唯一的女性。
在許多場合身為唯一的女性，我遇上了一些尷尬、但也引人思考的狀況。我加入臉書（Facebook）擔任營運長兩年後，臉書的財務長突然離職了，我不得不暫代職務，完成一輪籌資任務。由於我的工作生涯大多是負責營運，而不是處理財務，籌資工作的過程對我來說是全新的體驗，也讓我有點緊張。我與團隊一起飛往紐約，對私募基金做首輪業務簡報。
我們的第一場會議，是在電影裡常看到、可以鳥瞰整個曼哈頓的那種辦公室中進行。我說明了臉書的營運概況、回答了一些問題，一切進行得很順利。接著，有人提議大家休息幾分鐘，我轉向一位私募基金資深合夥人，問他女用洗手間在哪裡。那位資深合夥人一臉茫然地看著我，他被我問倒了。我又問：「你在這裡工作多久了？」資深合夥人說：「一年。」「我是這一整年來，唯一來這裡業務簡報的女性嗎？」他說：「我想是吧！」接著補充：「或許您是唯一需要用洗手間的。」
我進職場超過二十年，很多男女不平等的情況依舊，該是我們正視女性權利改革停滯不前的時候了。許諾要平等與真平等，並不相同。在男女真正平等的世界，在領導國事和經營企業上，女性佔有半數；在負擔家務上，男性負擔一半。我相信，那樣的世界比較好。經濟理論和許多多元化的研究都告訴我們，如果我們可以善用所有的人力資源和人才，整體的生產力與表現將會改善。傳奇的投資大師華倫‧巴菲特（Warren Buffett）曾大方地表示，他的績效之所以如此優異，一部分是因為他只需要和一半的人口競爭。與我同輩的這一代投資專家，大致上仍享有這樣的優勢。當更多人參與競爭時，就會創下更多紀錄，大家所創造出的成果，將超越個人成就，大家都受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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